本文肯定征收审批对于防止不适当的征收具有积极意义，但并不表示现有的审批体制就是合理的。
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是，镇政府的行动和丈夫的损伤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摘要】在T市的司法实践中，处于法律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中级人民法院常常通过寻求党委的支持来推进法院工作，增强司法权威。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填补滞后的立法与发展的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21]T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关于行政诉讼的报告显示，当地公安局没有在任何一起案件中败诉。[9]参见杜萌：《政府发文将出庭率纳入考核逼官出庭，法院千余件司法建议促官出庭》，载《法制日报》，2007年9月19日。[12]采访也表明，在这些地区，房屋拆迁已经很难进行。当中国自上而下推行依法行政而出现机会时，T市的故事凸显了地方的政治锦标赛的重要性。
为了让司法建议有效，就必须有用心的设计、巧妙的送达和精致的修辞。在本月稍晚时间，我们会进一步展开全市范围内的清查活动整顿执法行为，并在时间期限内纠正有问题的做法。由于养育子女的家庭在缴纳现金保费之外，还因其生育行为提供给社会保险另一份世代保费，但在以往的二代契约中，却未区分被保险人是否养育子女，一律依相同标准缴纳保费，造成了给付与负担间的不公平。
从德、日等人口老龄化国家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看，受世代公平理念的影响，以强调个人责任、提高老年人负担比率为主要方向。据此，立法机关如果不区分被保险人有无养育子女，规定二者负担同样标准的保费，反而违反了平等原则。长期以来，社会保险制度一直偏向对老年安全的保障。在退休年龄未提高的情形下，增加养老金所带来的财政支出最终将通过税收等形式转移给正在工作的劳动者，实际上加重了年轻世代的负担。
此举虽具有实质上的正当理由，但是否侵犯了老年人的基本权利，还需进一步分析。关于第45条规定的物质帮助权的性质，有学者将其理解为生存权的主要表现，[20]也有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一般宪法学中的社会保障权，[21]不过，从以上两说的内容看，均包括了社会保险制度。
与之在理念上完全相反的基本收入理论，则试图将福利给付与劳动脱钩，意图向所有社会成员无条件地提供生活所必需的基本收入，并根据年龄等额支付。（一）延长退休年龄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进一步加重了养老保险的财务恶化程度。老年经济安全一直是社会保险制度关注的焦点，反之，生育则被视为个人自我决定的事项，虽有国家提供的若干补助，但均外在于社会保险制度。[42][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为维持社会保险制度的运作，不少国家纷纷推出改革措施，且以强调个人责任、提高老年人负担比率为主要诉求。这也正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事项。[32]周怡君：《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新论》，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2页。从三代契约理念出发，国家在提供生育补助及子女津贴之外，还有必要在社会保险中另行承认养育下一代的贡献，以形成三代间的团结共同体。
[31]陈爱娥：《社会国的宪法委托与基本权保障》，载《公法学与政治理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后者直接表现为第45条规定的物质帮助权。
[36]参见张志伟：《比例原则与立法形成余地》，载《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8年第24期。（一）社会保险制度的宪法依据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宪法依据体现在《基本法》第20条、第28条的社会国原则以及第74条立法机关权限规定之中。
[7]与此同时，为保障退休人员生活，自2005年以来，国家已连续六年提高基本养老金，进一步加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压力。如果养老金与社会救助体系的最低生活保障之间未能有合理的差距，甚且低于后者，不仅会降低公民的工作意愿，也会造成低收入人群缺乏参保动力。以养老保险为例，养老金与退休人员的其他收入结合之后，应能保证大多数人达到基本生活水平。[8]作为我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上海推出的这一方案是在缩减养老给付及提高缴费比例均不可行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折衷之策，这也反映了提高退休年龄乃是大势所趋。[4]西班牙预计在2027年升至67岁。[11]严格的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住人口增长，但也造成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
[3]郭明政：《社会安全制度与社会法》，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页。[20]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鉴于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在财源上的差异，社会保险的给付应当高于社会救助的‘满足最低生活需求或‘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否则不仅将混淆两种制度的功能，还可能引发‘道德危机。[15]蔡维音：《社会福利制度之基础理念及结构》，载《月旦法学杂志》第28期。
[40]从世代公平出发，在衡量老年人的经济能力后，日本采取了提高老年人社会保险负担比率的做法。为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各国一般采取小幅分阶段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做法，如西班牙自2013年开始的前6年，退休年龄每年升高1个月，2019年开始每年增加2个月，直至在2027年实现从目前的65岁升至67岁的目标。
2.手段选择余地 在涉及如何实现给付性基本权，如社会权方面，手段选择余地的存在特别明显。关于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的保障方式，德、日曾发生过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之争。[13]日本《介护保险法》出台前，老人福利服务的费用几乎全由公费（税金）负担。相较于自由权性质的基本权利，宪法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规范内容明显具有开放性，立法、行政机关享有极大的形成自由，但仍不能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
具体而言，从最佳化命题可推导出比例原则的三项子原则，其中，适当性与必要性原则来自于原则应在事实上的可能范围内以最大程度加以实现这项特征，狭义的比例原则所涉及的则是在法律的可能范围内的最佳化问题。其中，方针条款说因与宪法的法规范性不符而基本被抛弃，因此，宪法政策具有拘束力应无疑义，至于其强度则应视宪法规范的内容分别予以判断。
（一）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框架界限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实际上预设了两个基本命题：个人经由其劳动获得收入。如果被保险人在缴纳保费之外对社会保险制度的存续还另有贡献，却未能反映在其保险权利上，是否违反了保险原则，这一问题主要涉及社会保险制度中究竟应如何评价父母养育子女的贡献。
该理论认为，与一般法律相比，宪法规定的内容不多，此种规范方式无非有意留给各宪法机关必要的活动空间，故而可将宪法视为一种框架秩序。就第14条第4款规定而言，其性质为宪法政策，即宪法中规定的基本国策或者国家政策。
[8]参见2010年9月6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沪人社养发[2010]47号。[29]参见E鹏翔：《基本权作为最佳化命令与框架秩序》，载《东吴法律学报》第18卷第3期。在此情况下，生育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调整日渐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反之，原则理沦却对立法活动提出了最佳化要求，使立法机关的形成余地大幅限缩。
[1]与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0-14岁人口的比重却下降6.29个百分点。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界限分析 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事关国家资源的分配及财政负担能力，从功能最适原则出发，[30]应尽可能交由具有民主正当性的立法机关决定，从而必须承认立法机关享有很大的形成空间。
二、社会保险制度的宪法基础 宪法作为法秩序中最高层级规范，由国家形成的社会保险制度应受到宪法的拘束。为确保该制度的长久维持，政府若不考虑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准或增加缴费比例，就只能选择延长退休年龄。
从人性尊严的保障出发，仅以避免财政恶化作为理由，并不足以证明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合理性。[41]李鸿禧：《论老人基本人权之保障》，载《宪法与人权》，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